多国性工作者在疫情下艰难求生

前段时间，后台留言中出现自称性工作者的，介绍了不少疫情之下她们这个群体的境况。下文就整理自对一些性工作者的采访。

性工作者都认为自己是见不得光的群体，至少在大部分国家是这样的，哪怕在那些性工作合法化的国家。

黄女士是在新加坡的性工作者，新加坡疫情爆发后，在封城期间，她的生意彻底歇业，一下子失去了所有收入来源，改变了全部熟悉的生活节奏。原来，每天晚上七八点，黄女士和她的同事们就已经打扮得很性感，浓妆艳抹等待客人光顾。可是疫情后，到现在已经过去七八个月了，她都没怎么好好化过妆，因为就是妆化得很漂亮，也不一定有客人。

性服务的工作暂停了，生活支出没有跟着停了，房租水电吃喝等，一样没有少，还要赡养老人。如今，黄女士的积蓄快见底，她说再不能重操旧业，她得去改行当乞丐了。

Ellen是在印尼雅加达某知名娱乐场所的小姐，印尼疫情最早的源头就和娱乐场所有关，疫情发生后不久，所有娱乐场所都关门了。Ellen是单亲妈妈，收入断了，她在疫情期间必须精打细算，因为不知道何时能够恢复正常收入。为了活下去，尤其为了孩子，她还得继续工作。

Ellen说疫情下接客要非常谨慎小心，通过交友软件找客人不容易，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小心。一旦谈成交易，必须戴着口罩，接吻是肯定拒绝的，其实客人自己也不敢亲。每次接客前，都要求客人洗好几次手，全身消毒，有的客人嫌麻烦，那就只能作罢了。她是孩子的母亲，必须比别的性工作者更小心，有客人笑她怕死出来赚这钱干嘛，她说不干就真的死了。她要是不慎感染新冠，处境会比其它人更惨，所以每次接客都非常害怕紧张，但是没办法，她没读过书，没有别的技能。此外，疫情下嫖客数量锐减，老客户很少回来，新客户增加缓慢，这就像其它各行各业。而且不少客户还砍价，为了生活，只好降价工作。

Ellen说她因为姿色还不错，社交媒体上关注的人不少，比起其他同行，她算好的了，疫情之下更多从事性工作的要比她惨很多。Ellen 以前还会挑客人，现在根本就没几个客人，只要给钱都接。

阿美是在雅加达的性工作者，她在疫情发生后就和同行们一起失业了。为了生活，她想方设法做点儿生意，在隔离期间，她学会了做糕点，每天通过Gojek在社交软件上卖糕点。

阿美以前每月收入挺高，在高级会所上班，高峰期的时候日收入七八条印尼盾(相当于三千多人民币)，淡季也有两三条(相当于一千多人民币)，但是现在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到以往普通时期的十分之一。为了减少支出，阿美从原来的套间公寓搬出，现在住小单间。但是其它支出依旧，压力很大。

阿美说，自疫情爆发以来，姐妹们都很担心。大家都躲在家里，晚上街道很安静，以前晚上去街上拉客，一拉一大把，现在，在风中吹一夜都颗粒无收，真是喝空气度日了。经常郁闷到撞墙，撞手机，撞衣柜，各种撞，没有收入，度日如年。对阿美和她姐妹们而言，比起新冠病毒，饿死更加可怕，而且就在眼前。政府有给需要帮助的民众发救助金，慈善机构也会发食物给贫困的人，但性工作者因为处在更边缘的位置，所以都被忽略了。

阿美说一刀切的关闭做法是不公平的，相关单位应该想想他们的处境，没有配套措施的政策都是不合理的。比如性工作者在疫情之下都没有收入了，本来又没有任何社保和福利，失业保障金也没她们的份。这种情况下，可以给她们安排别的出路，比如可以支持她们开蛋糕店、制衣店、烘焙店、洗衣店、餐饮店等等，给她们提供技能培训，她们就有了做其它工作的选择。不能切断她们的生计，没有任何补救措施，你想哪个国家没有性工作者？可能很多国家人数还不少，疫情之下处境都很糟糕吧。

性工作者转行真的很难，你想，你去找工作，总不能在自己的履历上写曾是“站街女”或“夜店女招待”吧！就算去做志工送食物，有的人知道食物是性工作者送的，都会抵触，这种偏见是根深蒂固的，难以扭转，但是她们得活着呀，必须找活干。疫情之下，很多人都不易找到工作，更别说性工作者了，她们中大多数也只能干老本行，但这个老本行也绝对是被疫情冲击最厉害的行业之一。

在巴厘岛的阿杰是男性性工作者，他说印尼疫情对巴厘岛旅游业的冲击简直是灭顶之灾，他个人现在也基本毫无收入，每天呆在家里，所有他曾经工作的娱乐场所不是关门大吉就是门可罗雀。阿杰身无长技，转型并不容易，以前游客多的时候，他还可以兼职做向导，或者当酒店“中介”，现在没游客了，这些都干不了了。

阿杰说性工作者是一个被社会遗忘的群体，属于边缘的边缘，也是被很多人误解甚至嘲讽的群体。但是他们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基本都是不偷不抢不欺骗，你出钱来我出肉，相互情愿，谁也不占谁便宜，按规矩做生意。他们有思想，有各自的家庭负担，也有很多要抚养子女或老人，不应该被整个社会遗弃。

注：图文无关，文中出现所有名字皆为化名。